本案爭議焦點，主要為非金融機構“受讓不計息”的特殊規則針對金融不良債權與一般不良債權的區別適用問題。該特殊規則為《海南會議紀要》首先確立，但限于國有企業債務人，也體現了防止國資流失的政策初衷，但實務中難免傷及非國有企業債務人，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非金融機構受讓金融不良債權后能否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全額債權的請示的答復》【〔2013〕執他字第4號】擴大債務人適用范圍，確立了受讓人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之后發生的利息的，裁判亦不予支持的規則，體現了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予以平等保護的原則。我們就此檢索到最高法院的相關案例，以供讀者參考。

一、案涉不良債權系長城公司（四家金融資管公司之一）在國家統一安排下通過支付收購成本從中國農業銀行收購的政策性不良債權，滿足《海南會議紀要》規定的金融不良債權在轉讓主體及轉讓時間上的構成要件。因此，本案屬于金融不良債權轉讓，適用非金融機構受讓人“受讓不計息”的特殊規則。

案例一：《南京華證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淮安市宏泰貿易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55號】，本院認為，關于淮安宏泰公司是否應支付2006年9月29日之后的利息問題。本案所涉債權系長城公司在國家統一安排下通過支付收購成本從中國農業銀行收購的政策性不良債權，符合《海南會議紀要》第九條“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利息的計算基數應以借款合同本金為準；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之后發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適用情形；并且，南京華證公司亦未與淮安宏泰公司就借款逾期之后是否收取利息以及利息計算標準進行約定，故淮安宏泰公司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之后的利息不應支付的理由，本院予以支持。關于本案不良債權受讓日即2006年9月29日之前的利息，淮陰市宏泰貿易總公司已認可至2000年4月30日尚欠利息569880元。自2000年5月1日起，其應按照《最高額保證擔保借款合同》中約定的日萬分之四逾期利率標準計付逾期利息。但因長城公司南京辦事處與南京華證公司簽訂《債權轉讓協議》及其附件時確認至2005年12月31日尚欠債權利息為332.36萬元（56.99萬元+275.37萬元），并且約定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7.56%的標準計算，該利息金額及標準低于前述按照借款合同約定的逾期利率，系當事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亦未損害淮安宏泰公司的合法利益，本院對此予以尊重。故截止2005年12月31日，本案債權尚欠利息為332.36萬元，2006年1月1日至2006年9月29日的逾期利息以620萬元為基數，按照年利率7.56%的標準計算。南京華證公司超過該部分的訴訟請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金融不良債權轉讓中，最高法院在《海南會議紀要》及其后針對地方高院個案答復中確立的非金融機構受讓人“受讓不計息”的債務人范圍，根據平等保護的原則，既包括國有企業債務人，也包括非國有企業債務人。故受讓人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之后發生的利息的，裁判不予支持。

案例二：《海南寶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申訴一案執行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執監206號】，本院認為，關于2009年3月30日之后應否計算遲延履行期間債務利息的問題。本案涉案債權于2004年6月7日在海口中院執行期間由海南交行轉讓給信達公司，海口中院于2004年11月16日裁定變更信達公司為申請執行人。寶貝公司于2006年7月18日受讓該筆債權，海口中院于2006年8月18日裁定變更寶貝公司為申請執行人。根據《海南座談會紀要》第十二條的規定，涉案債權屬于金融不良債權。《海南座談會紀要》第九條規定，“會議認為，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利息計算基數應以原借款合同本金為準；受讓人向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不良債權受讓日后發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11月26日下發的（2013）執他字第4號函規定，一、非金融機構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能否在執行程序中向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主張受讓日后利息的問題，應當參照我院2009年3月30日《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處理。二、《海南座談會紀要》不具溯及力。《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前，非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機構或個人受讓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金融不良債權，或者受讓的金融不良債權經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發布日之前的利息按照相關法律規定計算；發布日之后不再給付利息。根據上述規定，本案中的利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的遲延履行利息）應按照法律規定計算至《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之日。該函文明確了應當參照《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予以平等保護的原則，還明確了對《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日前受讓的金融不良債權，發布日之后不再計算包括遲延履行利息在內的利息。本案中，盡管長江公司系非國有企業債務人，但因案涉債權系金融不良債權，《海南座談會紀要》的規定適用本案。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涉案債權受讓于《海南座談會紀要》發布的2009年3月30日之前，故寶貝公司關于在2009年3月30日之后直至本案執行終結之日均應計算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的主張，沒有法律依據，不能成立。

案例三：《河南新鄉華丹電子有限責任公司、新鄉市長遠實業集團綠色食品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5）執申字第108號】，本院認為，本案的焦點問題為是否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計算利息的問題。《海南座談會紀要》第十二條對適用范圍進行了明確規定。2009年9月25日，本院民二庭針對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發（2009）19號＜會議紀要＞若干問題的請示》作出《關于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發（2009）19號﹤會議紀要﹥若干問題的請示之答復》（（2009）民二他字第21號），該答復稱，本院于2009年4月3日發布的法發（2009）19號《海南座談會紀要》所要解決的問題實質是如何解決和化解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其主要目的在于規范金融不良債權轉讓行為，維護企業和社會穩定，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根據《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和目的，涉及非國有企業債務人的金融不良債權轉讓糾紛案件，亦應參照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的規定。該答復雖然是本院針對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請示作出的個案答復，但答復中對《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和目的進行了充分的闡述。因此，根據《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和目的，非國有企業的金融不良債權轉讓糾紛案件，亦應參照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本案中，北京一中院和北京高院僅以河南華丹為非國有制企業為由駁回其關于適用《海南座談會紀要》計算利息的請求，不符合《海南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和目的，應當予以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