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租賃業務中，由于租賃期限內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使得出租人（所有權人）無法對租賃物實現實際控制。當承租人（使用權人）陷入債務糾紛，其他債權人很可能先于出租人向人民法院申請對承租人名下的財產進行查封、凍結。除金融資產外，由于租賃物多為承租人的核心生產設備或價值較高的固定資產，同樣容易成為申請人的執行目標。司法實務中，如承租人不能第一時間向執行法官提供與出租人開展融資租賃業務的相關證據或執行法官認為相關證據不足以確認租賃物實際歸屬的，法官往往會對租賃物進行查封，再進行評估、拍賣，這種情況下，如何向執行法院主張權利，中止執行，亦或主張優先受償權，對于出租人而言就變得尤為重要。與不動產和特殊動產相比，普通動產作為租賃物，往往數量大，種類多，缺少法定的登記公示要件，特定化難度高，這種情況下，如何維護自身權益，證明己方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應當引發融資租賃公司的關注和思考。

　　筆者就相關問題檢索了目前司法實踐中的諸多案例，并結合自身參與的相關訴訟，從融資租賃公司的角度出發，將上述問題的解決路徑以及立法、司法層面有待討論的問題梳理、總結如下。

二、執行異議的提起

　　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案外人、利害關系人可通過提出執行異議的方式對民事執行提出異議，《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七條將執行異議分為執行行為異議和執行標的異議，一般認為，區分執行標的異議還是執行行為異議的標準在于異議人的異議內容究竟是對執行標的享有實體權利，該標的因此不該被執行，還是不涉及執行標的實體權利問題，而僅僅主張法院的執行程序侵犯異議人其他的合法權利。根據《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條的規定，融資租賃公司對租賃物享有所有權，因此，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果租賃物被第三方債權人查封，融資租賃公司首先應依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向執行法院提起執行異議。

　　執行異議作為執行異議之訴的前置程序，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減少訴累，因此司法機關在審查時一般遵循公示外觀主義原則，以形式審查為主。目前，法院對于執行異議的審查主要依據為2015年頒布、2020年修訂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辦理執行異議和復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異議規定”），其中對于融資租賃業務中普通動產租賃物的執行異議，審查依據主要為第二十五條第（五）項：“其他財產和權利，有登記的，按照登記機構的登記判斷；無登記的，按照合同等證明財產權屬或者權利人的證據判斷。”對于融資租賃業務而言，證明租賃物權屬情況證據一般包括：融資租賃合同，租賃物照片，租賃物發票，租賃物（原始）買賣合同，租賃款往來憑證等。對于租賃物的登記，2021年以前，除少數試點城市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以下簡稱“中登網”）進行登記外，大多數租賃物均應按照2014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九條的規定，在市場監督管理局辦理動產抵押登記并出具登記書；2021年以后，隨著《民法典》的實行以及《國務院關于實施動產和權利擔保統一登記的決定》（以下簡稱“登記規定”）的頒布，全國范圍內的融資租賃業務均由出租人通過中登網辦理登記，登記信息可公開查詢、下載。

　　司法實務中，一方面，法院會嚴格按照異議規定的要求，對融資租賃公司租賃物的登記情況進行審查，例如在（2020）京0111執異519號案件中，法院對于未提交登記證明的異議申請，直接適用異議規定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按照被查封設備的實際占有情況判斷權利人，從而駁回異議人的異議請求；另一方面，法院往往要求異議人能夠證明異議標的與查封標的在名稱、型號等方面嚴格一致，否則即便異議人能夠提交上述證據，異議請求也可能無法得到支持，例如在（2021）粵1972執異132號執行裁定書中，法院認為：“XX公司主張其基于融資租賃關系對本院查封設備有所有權，但其提交的證據僅有機器設備的發票號，并無具體型號等特定化信息，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融資租賃設備是本院查封清單中的機器設備”；在（2021）湘0726執異35號執行裁定書中，法院認為：“本院（2019）湘0726執XXX號之一執行裁定書查封的是編號為2012TC01201348中聯牌塔式起重機一臺，而案外人租賃給該項目部的起重機型號為TC5610-6，整機編號為2012TC01201667，因此，案外人要求解除查封，無事實依據”。

　　綜上，在執行異議階段，筆者認為，融資租賃公司應在以下三個方面加以注意：

　　（一）明確首封法院。如果出租人向輪候查封的法院提出異議，法院可能認為出租人主張的權益無法通過停止執行輪候查封行為得到保障，從而駁回申請（參見2021京0111民初6839號民事裁定書）。在明確首封法院后，第一時間與執行法官取得聯系，了解查封原因，提出口頭異議，要求法院中止執行。

　　（二）收集現場證據，全面詳盡的準備書面材料。在了解到租賃物被查封后，融資租賃公司應第一時間赴現場或委托承租人進行拍照、視頻取證，照片、視頻應能清晰反映被查封標的物的情況。根據《異議規定》第十二條的規定，執行異議審查以書面審理為原則，案情復雜，爭議較大的才會進行聽證，而聽證程序不同于審判程序，法官僅會與當事人核實證據材料和案件事實，不會進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這就要求出租人在提起異議時盡可能全面的提交相關材料，包括融資租賃合同、租賃物登記證明、租賃物照片、查封現場照片、融資租賃往來款銀行憑證等，如租賃公司對承租人已圍繞融資租賃合同提起了相關訴訟，則生效的裁判文書也應一并提交，并對異議理由附上詳細的書面說明，詳細比對租賃物信息和查封標的物信息。

　（三）根據法院裁定結果，及時準確的選擇救濟路徑。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的規定，如果針對執行標的的異議被駁回，融資租賃公司對裁定不服，應根據不同情況選擇不同的救濟路徑：如果認為第三人申請執行依據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應通過審判監督程序進行救濟，此種情況多適用于另案判決確認第三人對租賃物享有物權，如承租人在融資租賃合同簽訂后未經出租人同意出售、抵押租賃物等（參見2017云04民申22號民事裁定書等，對此，融資租賃公司也可以在申請執行異議前針對第三人申請執行依據的判決、裁定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篇幅所限，對于此種救濟路徑的具體適用不多做展開）；如果對第三人申請執行依據的判決、裁定沒有異議，應于執行異議裁定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法院提起執行異議之訴。由于《民事訴訟法》對執行異議的審理期限明確規定為“收到書面異議之日起十五日”，從提起異議到提起訴訟整體上節奏較快，因此融資租賃公司應在執行異議階段積極跟蹤案件進展，為后續可能存在的執行異議之訴提早做好準備。

三、執行異議之訴的提起

　　與執行異議注重效率而進行形式審查不同，執行異議之訴作為與之相銜接的訴訟程序，司法機關應對案件進行實質審查。按照《民訴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案外人應證明對執行標的享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反映到訴訟審判程序中具體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融資租賃公司與被執行人的融資租賃法律關系真實存在，合法有效，融資租賃公司已取得租賃物物權，二是執行法院錯誤的查封了所有權歸屬于融資租賃公司的租賃物。對于大多數合規流程完備的融資租賃公司而言，第一部分的證成較為容易，不再贅述；對于第二部分，即如何證明查封物即為融資租賃物，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異議之訴審理的相關司法解釋遲遲未能正式出臺，大多數法院在審查這一問題時，仍參考《異議規定》中的相關規定，這就導致了如果融資租賃公司在執行異議階段被駁回，很難通過訴訟程序帶來的“實體審理、實質審查”實現翻盤。例如，在（2020）鄂09民初192號民事判決書、（2021）豫01民初998號民事判決書中，雖然融資租賃公司均完整的提交了《融資租賃合同》、《所有權轉移證書》、《中登網登記證明》、設備現場照片等在內的一系列證據，但審判法官仍引用《異議規定》的相關條款并以融資租賃公司提交證據顯示的租賃物型號與查封標的物型號不一致為由駁回了融資租賃公司的訴訟請求，這與前置異議程序中法院駁回執行異議申請的理由與依據完全一致（參見2020鄂09執異97號執行裁定書、2021豫01執異732號執行裁定書）。

　　應當承認的是，出租人如果按照前述執行異議階段的建議提交證據，且能夠證明租賃物在名稱、型號、價格等方面與查封標的物完全一致，其主張即便在執行異議階段未能獲得支持，只要在執行異議之訴開庭階段與法官共同完成對比，勝訴的可能性仍然較大（參見2019粵03民初3635號民事判決書等），但現實中的困境在于，普通動產與不動產和特殊動產不同，不動產和特殊動產往往具備法定的權屬證件和登記編號，而普通動產在商事交易過程中并不具備法定的登記要件和識別標準，同樣的設備可能有不同名稱和叫法，如果執行法院未能在查封公告、執行裁定、評估報告中完整準確的列明查封標的物的信息，或者融資租賃公司提交的租賃物清單、登記證明中出現了錯漏或瑕疵，都會給融資租賃公司的舉證工作帶來極大的挑戰。在此情況下，筆者認為，融資租賃公司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作出努力：

　（一）與承租人提前進行溝通，爭取其作為第三人出庭應訴。承租人作為租賃物的使用人，對租賃物的實際情況最為了解，由承租人向法庭作出說明有助于向法官還原事實。當然，在租賃物被承租人的其他債權人查封的情況下，承租人可能已無法正常支付租金，甚至與融資租賃公司之間也陷入訴訟糾紛，此時如何與承租人進行談判，說服其協助出庭，對融資租賃公司而言也是一個考驗。

　　（二）向法院申請調取執行案卷。按照目前司法實務中執行工作的規范，法院的查封工作需制作查封公告、清單、與被執行人談話筆錄、照片等，并歸檔入卷，相關信息很有可能對融資租賃公司的訴訟請求形成支持。在筆者代理的案件中，審判法院調取了執行卷宗后，發現被執行人在執行談話中已向執行法官表明了涉案標的進行了融資租賃交易，只是由于未能提交相關證據執行法院才進一步推動了拍賣工作，而執行現場拍攝的查封標的物照片也與原告提交的租賃物照片基本一致，這對法院最終支持融資租賃公司的訴訟請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做好租賃物的公示工作。《民法典》頒布前，融資租賃公司一般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頒布的《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原融資租賃解釋”）第九條的規定，以張貼標識、辦理動產抵押登記等方式對租賃物權屬進行公示，在執行異議之訴的審理中，亦有法院在綜合其他證據的前提下，認為只有張貼了權屬標識的租賃物才可排除執行（參見2021京02民終13341號、2021京02民終13343號民事判決書）。2021年起，為了消除隱形擔保，維護交易安全，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新修訂的《關于審理融資租賃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新融資租賃解釋”）中刪除了原解釋的公示要求，融資租賃公司開始按照《民法典》第四百一十四條、七百四十五條以及《登記規定》的要求，在中登網進行統一登記。筆者認為，一方面，雖然《新融資租賃解釋》刪除了關于租賃物標識有關規定，但其本意在于避免與已經建立的動產擔保統一公示體系相沖突，并非否定張貼標識的意義，因此，融資租賃公司仍應繼續在業務開展過程中做好租賃物標識的張貼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登記規定》中已明確中登網不對相關登記內容進行實質審查，這就要求融資租賃公司在登記的過程中，盡可能完整、詳細的上傳租賃物信息，并及時根據需要做好補充登記、展期登記的工作，以確保能夠實現對上述困境的“對抗”。

四、有待討論的問題

　　（一）雙重救濟路徑下，融資租賃公司租賃物所有權面臨的挑戰

　　《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條規定了出租人對租賃物享有所有權，雖然該所有權本質上起到的是擔保作用，屬于一種名義所有權，但目前司法實務中總體上并不否認此種權利能夠排除強制執行。然而，如果承租人出現逾期，《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二條賦予了出租人要求支付全部租金，或者解除合同，收回租賃物兩種救濟方式，在出租人訴請要求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后，是否仍擁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的權利卻時常引發質疑。例如在(2021)川執異515號執行裁定書中，法院認為：“在案涉設備被查封后，成都仲裁委員會作出仲裁裁決，該仲裁裁決對案涉設備的租金和租賃設備的殘值均裁決由新津晨龍紙業公司支付金控融資公司。金控融資公司在執行異議中沒有提供證據證明對案涉設備具有所有權，其仍系案涉設備的權利人。因此，其排除執行的異議請求無事實依據，應不予支持。”；在（2021）滬0112民初26004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融資租賃合同關系中關于出租人享有租賃物的所有權的約定兼具了所有權屬性與擔保屬性，出租人在承租人違約的情況下，其只能在要求支付全部租金與解除合同收回租賃物兩者之間擇一行使權利，該選擇行為影響到對租賃物件物權屬性的認定，在原告尚未有效作出選擇的情況下，其對涉案設備享有的權利屬性尚未確定，并不足以排除強制執行，故本院對該排除執行的請求實難支持”。

　　筆者認為，法院的上述觀點值得商榷：首先，融資租賃業務中，租金是出租人提供融資的對價，并非租賃物的對價，《民法典》第七百五十七條明確規定了租賃期限屆滿后租賃物的歸屬應由出租人和承租人協商確定，如約定不明則租賃物所有權歸出租人所有，因此租賃物的權屬問題，和出租人在承租人逾期后選擇的救濟路徑，事實上是兩個問題，不應強行關聯；其次，法院之所以產生這種傾向，本意是從維護交易公平的角度出發，避免出租人既取得租賃物的所有權，又取得全部租金收益，實現雙重獲益，但一方面，生效法律文書僅是確認了融資租賃公司擁有全部租金債權，并非債權已經獲得清償，如果融資租賃公司已經收回了全部租金，絕大多數情況下根本沒有提起異議程序的必要，另一方面，《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條已將《合同法》時代立法層面的漏洞進行了填補，規定了出租人要求取回租賃物時需進行強制清算，出租人需對全部租金及其他未用以外的收益進行返還，已不存在雙重獲益的可能；最后，《新融資租賃解釋》第十條規定：“出租人請求承租人支付合同約定的全部未付租金，人民法院判決后承租人未予履行，出租人再行起訴請求解除融資租賃合同、收回租賃物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這相當于在法律層面，認可出租人在實際收回全部租金前，一直保留作為所有權人的權利。

　　這里需要補充的是，如果融資租賃公司的執行異議之訴由于上述原因未獲得支持，筆者認為，仍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六十五條的規定，向執行法院申請參與分配，就拍賣、變賣租賃物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從執行處置的角度講，這也更有利于提升執行效率，平衡其他債權人與融資租賃公司之間的權益，但由于融資租賃合同的擔保功能是2020年《民法典》頒布時才被立法機關首次正式提出，能否在執行階段取得與傳統擔保物權相同的地位，仍有待于司法實務中給出答復。

　　（二）執行異議之訴的訴訟費用問題

　　關于執行異議之訴的訴費爭議，理論與實務中均已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討論，篇幅所限，筆者僅圍繞融資租賃公司針對普通動產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的訴訟費用做簡要探討。目前針對該類案件的相關爭議主要圍繞于訴訟費計費標準和負擔規則，最高院在2014年作出《關于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對執行異議之訴案件如何收取受理費的請示>的答復》明確了執行異議之訴按照財產案件標準收取案件受理費，但實務中并未統一踐行，從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均存在著按件計費與按財產案件計費的不同判例（參見前述引用案例）；同時，根據《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的規定，訴訟費原則上應由敗訴方承擔，但實務中卻存在著由被執行人承擔的觀點（參見2020京0111民初17260、17261號民事判決書等）。

　　最高人民檢察院2021年9月在官方網站發布了一份專家組解答意見，意見認為：“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發布的《關于審理執行異議之訴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一）（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稿）》第十八條規定的‘案外人針對執行標的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案件的受理費，以當事人請求排除強制執行的標的財產金額或者價額作為計算基數，按照《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的財產案件標準收取’的規定已經較為合理，案外人提起的執行異議之訴應按照財產案件記收受理費，但這一表述解決的是案件受理費的預收問題，在案件有實體裁判結果后，應當由人民法院根據各方當事人勝敗訴情況依法確定。”

　　筆者認為，對于目前司法機關作出的司法解釋以及給出的傾向性意見，仍有兩點值得討論：一是普通動產的財產價值往往難以確定，在筆者代理的案件中，就曾出現過與立案庭法官電話溝通，“口頭確認”財產價值的情況；另一方面，敗訴方承擔訴訟費用是法律的明確規定，但在執行異議之訴的案件中，即使執行法院確實進行了錯誤查封，但申請執行人本質上并無過錯，如果因此按照財產案件的標準承擔了高額的訴訟費用，亦不合情理。

　　對于融資租賃公司而言，在相關司法解釋正式頒布前，較為妥當的做法是對管轄法院或管轄法院所在地區的過往判例以及規定進行檢索，以便對訴訟成本提前作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