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設工程領域，最常見的施工管理模式是由項目經理部實際組織并管理施工；而“項目經理”就是項目經理部的負責人，是由承包人任命并派駐施工場地行使承包人權利的代表，其權利超越普通員工。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我國當前法律法規對項目經理法律屬性等方面規定的不完善，導致項目經理對外簽訂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引發糾紛時責任歸屬的認定存在很大爭議。本文將結合典型案例，及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12條的規定，就此類情況進行分析，以幫助建設工程領域相關民事主體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根據建設部頒布的《建筑施工企業項目經理資質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建筑施工企業項目經理（以下簡稱“項目經理”），即受企業法定代表人委托對項目施工過程全面負責的項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業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項目上的代表人。

該《辦法》還對項目經理的權限進行了明確，即：“項目經理在承擔工程項目施工的管理過程中，應當按照建筑施工企業與建設單位簽訂的工程承包合同，與本企業法定代表人簽訂項目承包合同，并在企業法定代表人授權范圍內，行使以下管理權力：（一）組織項目管理班子；（二）以企業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處理與所承擔的工程項目有關的外部關系，受委托簽署有關合同；（三）指揮工程項目建設的生產經營活動，調配并管理進入工程項目的人力、資金、物資、機械設備等生產要素；（四）選擇施工作業隊伍；（五）進行合理的經濟分配；（六）企業法定代表人授予的其他管理權力。”

根據《辦法》可知，項目經理并不具有直接對外簽訂合同的權利，未取得承包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授權的行為并非職務行為。項目經理只能從事與項目管理有關的活動，其對外訂立合同必須通過承包人明確授權；經承包人授權后，項目經理對外簽訂的買賣合同、租賃合同應當視為職務行為，承包人應當為合同主體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0日印發了《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施工合同問題解答》”），其中第12條也對該情況進行了明確，即“建設工程承包人設立項目部并任命項目部負責人的，項目部負責人受承包人委托從事民事行為，應視為履行職務行為，承包人應為合同主體。”

相關案例可參考深圳市寶鷹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郫縣匯峰石材經營部買賣合同糾紛，（2019）最高法民申5143號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從合同訂立過程看。匯峰石材經營部陳述寶鷹公司經理潘良山作為介紹人，牽線匯峰石材經營部為拉薩市泰和國際文化廣場幕墻工程提供石材，由寶鷹公司駐地項目經理劉德清到匯峰石材經營部訂貨并對石材的品種、規格和數量提出具體要求。而《補充協議》第一條約定：“案涉工程施工中所用的石材均由寶鷹公司采購和提供。”匯峰石材經營部的陳述與《補充協議》的前述約定相符，且劉德清作為案涉項目經理，依據泰和公司與寶鷹公司簽訂的《幕墻工程施工合同》中第八條中的授權，劉德清有權處理與項目有關的業務，代表寶鷹公司行使合同權利，履行合同約定的職責，故可以認定，在合同訂立環節，劉德清系代表寶鷹公司履行職務行為，寶鷹公司與匯峰石材經營部就案涉石材形成了買賣合同關系……根據本案認定的事實，結合合同訂立過程及履行情況，原審認定寶鷹公司是匯峰石材經營部主張買賣合同的相對方，其與匯峰石材經營部之間形成了買賣合同關系，是正確的。”即應當由寶鷹公司承擔合同責任。

（一）項目經理構成表見代理的認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3條對表見代理的認定標準進行了細化，即：“表見代理制度不僅要求代理人的無權代理行為在客觀上形成具有代理權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對人在主觀上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有代理權。合同相對人主張構成表見代理的，應當承擔舉證責任，不僅應當舉證證明代理行為存在諸如合同書、公章、印鑒等有權代理的客觀表象形式要素，而且應當證明其善意且無過失地相信行為人具有代理權。”

《施工合同問題解答》也在第12條規定：“建設工程承包人設立的項目部負責人在承包人授權范圍外從事的行為，構成表見代理的，承包人應對外承擔責任。承包人與其設立的項目部負責人簽訂的有關內部協議，約定免除承包人對外承擔責任的條款，不具有對外效力，不能約束第三人。對于簽訂買賣、租賃合同的行為，應當結合購買材料或租賃設備的品類、用途、交貨地點，是否用于涉案工程以及施工合同履行習慣，相對方是否善意等情況，認定是否由承包人承擔責任。”具體而言：

（1）對項目經理的代理權外觀進行判斷。如若項目經理對外簽訂合同時持有承包人的授權書，或者承包人在項目談判過程中明示項目經理有對外簽訂合同的權力，以及項目經理實際參與了與建設工程項目有關的其他合同訂立等，應認定具有代理權外觀。

（2）對項目部印章的權限進行辨別。如果項目部印章上注明了“不得用于對外訂立合同”、“僅限技術資料使用”、“非合同章”等，對用途和使用范圍進行了明確限制，在這種情況下，項目經理使用該類印章不構成表見代理。

（3）需要注意資料專用章或技術專用章等，屬于技術性印章，一般不具有經濟效益，不能用于對外簽訂合同，僅能在驗收資料、技術資料等工程資料上加蓋，項目經理持有此類印章時通常不具有代理權外觀。

（4）還需要結合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的標的物是否用于項目工地等，對承包人是否享有合同利益進行判斷。可以通過發生交易的時間、地點等進行綜合考量。如果簽訂合同、履行合同的時間早于項目施工時間或晚于竣工時間，則不應認定具有代理權外觀；如果合同中明確約定履行地點為承包人辦公場所或項目工地，且標的物被供應至項目工地用于項目建設，則應認定具有代理權外觀。

相關案例可參考海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成都精準混凝土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2019）最高法民申1292號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認為：

“關于《混凝土供應合同》及《代購協議》能否約束海力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問題。根據2012年6月27日海力公司與蒲某甲簽訂的《內部承包協議》，蒲某甲系海力公司案涉工程的項目經理，蒲某甲承包方式為授權經營、獨立核算等。蒲某甲作為海力公司案涉項目負責人，已經獲得以海力公司名義就案涉項目有關事項對外進行必要經營活動的授權。蒲某甲基于該種授權，有權以海力公司名義與精準公司簽訂《混凝土供應合同》及《代購材料補充協議》。雖然上述協議中加蓋的“海力集團成都分公司”印章經鑒定為虛假，但精準公司作為混凝土供應商，其在與有關建筑商簽訂混凝土供應合同時，因建設工程施工行為地點的固定性，法律并不苛求其作為供應商應當核實建筑商單位印章的真偽。本案中，在案涉項目確系海力公司承包、蒲某甲實為海力公司案涉項目負責人并且精準公司供應的混凝土等材料均用于海力公司承建的工程的情況下，一審法院認定《混凝土供應合同》及《代購材料補充協議》對海力公司成都分公司產生拘束力并無不當。雖然海力公司否認精準公司供應的混凝土以及相關代購材料均用于海力公司承建的工程，但在精準公司已舉示相應證據證明該項事實的情況下，其未舉示相應反駁證據，原審法院根據當事人的舉證證明情況來認定案件事實并作出裁判并無不當。”

需要注意的是，合同相對人如果不是善意第三人，則承包人不需要承擔責任，而應當由項目經理自行承擔。對于合同相對人是否善意無過失的認定，需要結合案件細節綜合考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形勢下審理民商事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14條對合同相對人是否善意的認定進行了明確，即：“人民法院在判斷合同相對人主觀上是否屬于善意且無過失時，應當結合合同締結與履行過程中的各種因素綜合判斷合同相對人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此外還要考慮合同的締結時間、以誰的名義簽字、是否蓋有相關印章及印章真偽、標的物的交付方式與地點、購買的材料、租賃的器材、所借款項的用途、建筑單位是否知道項目經理的行為、是否參與合同履行等各種因素，作出綜合分析判斷。”

相關案例可參考南京領航物資有限公司與南京龍騰建設有限公司、嚴光龍等買賣合同糾紛，（2019）蘇民申3257號民事裁定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

“從本案當事人提交證據看，張承年的行為亦不構成表見代理。理由是：本案中，鋼材買賣的合同洽談、貨物交付及結算和貨款給付、催討均在領航公司與張承年之間進行。領航公司在一、二審庭審中陳述涉案鋼材買賣合同系張承年至領航公司處簽訂的，當時張承年表示其系上坊公司第五項目部負責人，張承年向領航公司證明其身份的材料是項目部資料專用章。而項目部資料專用章具有特定用途，通常用于設計圖紙、會審記錄等有關工程資料上，不能用作對外簽訂合同，領航公司一審提交的工程竣工報告加蓋的是上坊公司公章而非項目部資料專用章亦可印證該印章的用途。在此情形下，對于數百萬元的交易標的，領航公司與張承年訂立合同時應對張承年的身份進行核查，領航公司在沒有對張承年代理權的相關事實進行核查的情形下，僅以張承年自述身份及項目部資料專用章即相信張承年有權代表上坊公司，與張承年簽訂了買賣合同，并未盡到謹慎的審查義務，其不構成善意無過失。”

當前，法律和司法解釋層面均未對項目經理對外簽訂買賣、租賃合同的責任承擔予以明確規定，由此引發的糾紛屢見不鮮，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全國各省高院陸續出臺辦法對此類問題予以規范，結合典型案例，可得出：項目經理在承包人授權范圍內簽訂買賣、租賃合同的，構成職務行為，其法律后果應當由承包人承擔；若結合買賣、租賃合同中標的物的用途、交貨地點等判斷項目經理構成表見代理的，在合同相對方為善意第三人的情況下，法律后果也應當由承包人承擔。